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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故事】浙江卫视上星前后

2019-10-08 11:19:28 作者:梁雄

我是1993年3月到浙江电视台履职的。初来乍到,碰到棘手的问题一大堆。但最难的还是当时厅里正在筹划的浙江电视台一套节目上星问题。1993年6月1日,厅里和卫星租赁公司签约后,厅里说,就半年时间,分三条战线作战:一是上星的地球站建设和相关设备的采购,由厅里负责;二是上星节目的大幅度调改,由梁雄负责;三是从明年即1994年开始,每年上星的租金1280万,由浙江电视台负担,要提早做好明年广告创收的准备工作。诸位,1993年浙江台广告创收的目标是4500万,能否完成,还是一个画在纸上的大饼。厅里之前已定下,我台按创收比例,1993年要交给厅里的钱是1000多万,加上1280万的租星费,剩下的充其量也不过是2000万。要养那么多人、那么多节目、那么多设备,我这个台长还怎么当?我说,那我上缴厅里的钱不交了!厅里说,上交的钱,一分也不能少!我说:“我了解过全国其他已经上星和正要上星的兄弟台的情况。为什么独独浙江上星的全部经费,要由浙江电视台单挑?”何况电视是高投入、高装备的宣传工具,上星后自制节目要大幅度增加,人呢、钱呢、设备呢?上星后电视剧购买要延后四个月才能播出,而且是“全国版权”,价格就要翻几番。如此种种,困难重重,压力太大了!

但事后我也冷静了下来:上星的机会来之不易,上星的决策是正确的,厅里也有厅里的难处,节目上星对于浙江电视台来说,的确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一件大好事。好事一定要办好!还是调整心态,振作精神,迎接挑战。那时我在台里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认真分析了台里财务情况和1994年广告创收的基本思路,明确提出“向改革、向管理要人、要钱、要设备”的口号,审时度势、大刀阔斧地制订了一些政策和管理措施。

一是从1994年开始,坚决改变广告经营混乱现象,坚决把搞节目的和搞广告的分开,一律解除节目部门的创收指标,由广告部对全台的广告资源,包括广告时段、协助赞助和栏目挂牌等,实行“统一开发、统一编排、统一价格、统一管理”等“六统一”政策,对节目部门实行栏目挂牌广告收入提成政策,谁做节目多、节目好,谁的奖金也相应提高。全台很快出现“以节目创优促进广告创收,以广告创收保证节目创优”的良性局面。1995年,中宣部在了解这个情况后,约我写了一篇《“创优”与“创收”》的文章,登在中宣部的《党建》杂志上。

二是在全国首个真正实行“节目生产成本核算”。以前节目生产大手大脚,几乎没有投入产出的成本概念。为了应对上星后自制节目的数量将要翻番的情况,我要求财务部门对1987年至1993年的所有节目制作经费的原始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反复评估,按不同类型、性质和采制难度,加上“权重”,分门别类地确定其单位时长的生产成本,再预算出1994年各部门全年的节目生产费用,定额包干,超支不补、节约有奖。这样做的结果,虽然1994年上星后自制节目的总量翻了三倍,但节目生产费用只增长20%,解决了节目上星后经费短缺的一个大问题。

三是在前任台长工作的基础上,在全台真正全面推行“目标责任管理”。从1994年开始,把全台的年度目标总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再层层分解到各个栏目和部门,最终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职工肩上;并制定严格的考核制度,严格兑现奖罚政策,考核的结果以文件形式再下发到各个部门。与此配套的是实行“人才竞争上岗制度”,特别是广告部主任人选,几乎每年都根据新的广告创收的指标,实行竞争上岗,激发广告部门同志的工作热情和活力,保证广告指标的圆满完成。1995年,浙江台的广告创收已突破一亿,除中央台和北京台、上海台外,已位居省级电视台第一。

四是针对上星后自制节目大幅度增加、电视设备出现供不应求的矛盾,坚决把原先分散在各部门的磁带、摄像、剪辑等设备(新闻部除外)全部集中在制作部统一管理。核定各部门使用设备的额度,在台内实行有偿使用。结果四两拨千斤,台里没有花大钱就解决了原本需要花大钱才能解决的设备问题。设备的有效使用率和完好率大大提高,还杜绝了个别职工设备私用等问题。

五是在节目大改版时,我们大胆创新,通过合理的编排,延长收视黄金时段,大大增加了浙江台上星后的关键时段广告创收的黄金含量;通过调整电视剧播出时间,弥补了上星对于购买电视剧限制的一些缺憾,也提高了电视剧广告时段的含金量。

前面说的,有关上星问题,厅里给我们是两条战线、两个任务。其实,我们更大精力,还是花在节目的调改上。厅里要求:浙江电视台的上星节目必须实行大幅度的调改。要求在六个月内拿出调改方案,报请省委宣传部批准,做好所有栏目的片头、节目的备播带,并在迎接1994年的元旦晚会上,以全新的浙江电视人的风采和全新的节目形态,展示在全国观众的面前。我们深知责任的重大、时间的紧迫,深知“上星其实就是上节目,就是上节目的质量”!于是紧锣密鼓、日夜奋战,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召开数不清多少次的座谈会、研讨会、论证会,发动全台员工献计献策,结合“上层设计”,提出了一系列的调改方案。这些方案的基本思路:

一是突出新闻主干地位,强化新闻主干意识,大幅度调整新闻在节目系统中的布局,大幅度增加新闻节目的档数和播出的时长与密度。1992年浙江电视台新闻每天仅有3档共40分钟,1994年上星后新闻一下子扩张成7档。新增加经济新闻《中国东部经济》和《今日证券》(全国开得最早的证券资讯节目),新增了具有民生新闻特质和舆论监督作用的、真正放在黄金时间(晚上8:30-9:00)播出的《黄金时间》。为了彰显浙江电视台已不是一般省台,我们在深夜还开办了一档十分钟的《英语新闻》。有段时间我们还花钱从国外买来新闻素材,根据部领导“七播七不播”的指示,如播些文化、体育、科技、旅游等资讯和一些奇闻轶事等软新闻,办了一档3-5分钟、放在《浙江新闻联播》后面的国际新闻。但后来因为缺乏把关的经验,我们自己把它停播了。

二是突出自办栏目的地位,提升自办栏目的品质。从数量看,1994年上星自办栏目(除新闻外)从120分钟猛增到390分钟,扩张的程度相当惊人;从节目的形态来看,说是“全新”一点也不为过。现在我手头找不到1994年上星时的节目表,但根据“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后的1996年的全年节目表分析,新闻部自办栏目已有《早间新闻》《阳光直播室》和晚间的《浙江新闻联播》《黄金时间》等8档,每天计140分钟;文艺部有自办栏目《中国电视吉尼斯》《欢乐时光》《文化时空》《荧屏舞台》和《文学工作室》等8档,内容涵盖了竞技、综艺、文化、戏曲、音乐、文学和艺术鉴赏等几乎所有文化艺术各个门类;社教部有自办栏目《生活》《新世纪论坛》《田野的风》等5档,不包括此时已从社教部独立出来的青少部的一档长达一个小时(每天)的大板块:“浙江少儿电视”;国际部有自办栏目、中国省级电视台最早创办的由汪道涵题字的对台节目《海峡》以及《漫步地球村》《中国纪录片》等5档;总编室也有总揽全台宣传大局的《801编辑室》等3档;连同1995年8月创办的“周末版”拥有的自办栏目,如《时事圈点》《每周关注》《目击》《百姓家事》以及《假日总动员》后改成《人生AB剧》等,浙江电视台自1994年上星后,全台自办栏目大致都稳定在39档上下浮动,充分显示了浙江电视人巨大的创造力和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后激发出来的无比珍贵的新闻、艺术的生产力。

三是在大幅度调改上星节目时,我们还十分注意节目编排的结构和节奏,注意包装、注意整体文化氛围的营造和渲染、注意和全国观众的情感沟通。我们把全天18个小时节目分成四大板块,每个板块开始时都出台标、出具有本台特色的前奏曲、出“太阳你早”“观众晚上好”“祝君晚安”等。在《浙江新闻联播》前,根据特定政治情境和节日气氛还安排了一档《365个祝福》(即“每日一歌”),表达了浙江台每天对全国观众的亲切问候。这里我还特别想说一下“台标”的故事。在筹划上星节目时,我们定下要推出一个亮眼的、走心的新台标。但三四个月过去了,征集的数十件来自浙江美院老师等创意设计的台标方案,因为“争论太大”,一直定不下来。这时我让分管的台长拿来给我看。我反复比较后,说,就定这个吧。分管台长说,这个也有争论。我说,不用争了,我当台长就定这个。以后,谁来当台长、谁不喜欢,谁换了就是了。于是才有了现在这个台标。我定的理由,一是就一个“Z”,这是之江,也就是浙江,多么简洁。以后出这个台标时,总编室在做宣传片时有一句话,大意是:在古老的中国的东部,有一条江,它带着许多许多故事,曲曲折折地流向远方……我觉得还是很有韵味的。二是浙江电视台拼音缩写是“ZJTV”,因为全国省级名称中,“Z”字打头的只有浙江,所以“ZJTV”又可省略为“ZTV”,台标上的“Z”就是略略变形后的“ZTV”。它是一条江,更像横空出世的一道闪电,充满了力量和奋发向上的气势。三是台标摒弃了红绿蓝,只取一色“蓝”。蓝是天空,蓝是大海,蓝是江南的“水文化”,蓝也是浙江电视人的胸襟与情怀。十几年后,浙江卫视提出了“中国蓝”的概念,都说灵感即来自于这个台标。此所谓“大道至简”也。最简单的形态往往蕴含着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内涵。据说“亚广联”在一次评奖中,对这个台标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我们没有送评的情况下,他们破例给了一个大奖。

四是在浙江电视台上星前前后后的节目调改过程中,我们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出现的问题,不断推出“三级四审”“重播重审”“新闻监制”和“节目磁带出入库管理”等一系列极具操作性的宣传管理规范和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995年初,中宣部打来电话要我去北京。我应约来到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办公室。他说,想请我谈谈,和我“探讨探讨”电视新闻管理问题。整整一个下午,我详细介绍了我们播前、播中、播后如何做好“三级四审”等情况。他觉得不错,指示坐在一起谈话的新闻局局长徐信华,要他记着,让我在不久即要召开的全国首次电视台长培训会议上做重点发言;并指示他发文推介浙江电视台有关电视新闻宣传的管理经验。回来不久,我们台出现了一个小差错。我痛定思痛、痛下决心,每天只要人在杭州,下午5点到6点,必定参与新闻部的当天晚上《浙江新闻联播》的审片工作。如此坚持一直到我离开台长这个岗位为止。在此过程中,我们又逐步形成了新闻宣传工作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引起时任广电部部长孙家正同志的关注,他在多个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浙江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内刊记者还专程来杭州采访有关情况。

五是,在1994年浙江卫视上星的前前后后,在节目调改和以后不断建设的过程中,我说过,我最重要的作品是在全国首创“周末版”和经过多年的努力,把浙江电视台的节目建设得比较有文化。不过,此是后话,离上星有点点远了,有机会再说。

还是把时间再次定格在1994年元旦迎新晚会上。浙江电视台终于一步登天、华丽转身,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省级普通台终于蝶化为理论上能覆盖周边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的大台了!我坐在高朋满座的800平米演播厅里,当无比青春、亮丽、帅气的主持人亚妮、舒影、更生、王林走上台时,当华灯齐放,音乐和掌声如大潮涨起时,我百感交集,半年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激动的泪水,忍不住簌簌落下。

(作者为原浙江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浙江电视台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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